和历代王朝一样，元朝为了彰显其正统身份，也逐渐采用“中国”这一称谓。在元朝的宗庙祭祀乐曲《威成之曲》中便有“惠孚中国，威靖边庭”的表述；元朝在与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儒家文化圈国家交流时，常常强调自己是“中国”。例如，忽必烈致日本的国书中提到“日本密迩高丽，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”；1269年，高丽与日本使节共同朝见忽必烈时，他对日本人说：“尔国朝觐中国，其来尚矣”。
当元朝筹备对日本发动战争时，朝廷内大臣们多自称代表“中国”一方。例如吴莱激昂地说：“徒以中国之大而使见侮于小夷，则四方何所观仰哉？”“海东之地，虽小，然中国盛大，不即加诛，天子之德何在！”申屠致远则认为：“占城、日本，远涉海洋征讨，徒劳中国财力，不可行也。”
元顺帝时期，有日本间谍潜入元朝刺探情报，时任平章政事的铁木儿塔识回应道：“刺探本是敌国之常事，今六合为一家，何必刺探？若有，则应让其见识中国之盛，回报其主，使知向化之道。”这位蒙古贵族不仅自认是“中国”一方，还持有“六合一家”的大一统理念。
元朝对安南、爪哇、泰国等国交涉时，也多以“中国”自居。1290年，元朝南征越南失败，宰相完泽和平章大臣不忽木劝谏说：“蛮夷小邦，不足以劳中国”；1301年，云南行省官员刘深主张征服泰国北部的“八百媳妇国”，而中书左丞相哈刺哈孙则反驳：“山峤小夷，远隔万里，可劝其来朝，不值得烦扰中国。”
随着元朝疆域的扩大，“中国”一词的内涵也随之扩展。东平布衣赵天麟多次进言，以“中国”替代古代的“天下”概念，他言：“吾之军士，皆中国之民。中国之民，皆国家之赤子。为民父母者，因无用之地而伤其赤子，心何忍哉！”
那么，元朝境内的其他民族是否认同“中国”呢？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份名臣赛典赤·瞻思丁家族的牒谱《咸阳族谱》，其中外文部分用阿拉伯-波斯文书写，翻译后内容是：“我们祖先与后代都是阿里（愿主喜悦之）的子嗣。阿里的后裔散布于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。”“真主已启示世人，祂的国度便是中国——世上最美好的国度，充满尊严、感恩与福泽，那里有令眼睛愉悦、令心灵向往的事物……”
当然，元朝统治中原不过约100年（1260-1368），时间相对较短，不可能让所有民族都完全认同“中国”这一身份，这点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元朝官方努力将各民族纳入“中国”体系的举措，不能被忽视。
在史书修撰方面，北方汉人倾向于金朝为正统，南方汉人偏重宋朝，最终元朝确立辽、宋、金三朝并列正统，修撰了《辽史》《宋史》和《金史》。元朝修史不仅彰显其正统地位，也有助于将自己纳入中国历代王朝的序列之中，这也是一种中原认同的体现。
然而，明朝建立后，“中国”概念又退回到了地域和民族的范畴。朱元璋曾宣称“驱除胡虏，恢复中华”，意指将蒙古人赶出中原汉地，这时“中国”的范围明显缩小。在明朝官方文献中，“中国”仅指长城以南的汉地，甚至连京城两京和十三省的少数民族也未被视为“中国”，而被归为蛮夷。明朝的“四夷馆”翻译官创造了“Dotoradu ulus”一词来译“中国”，即指中原汉地，代指明朝政权。
朱元璋曾言：“自宋祚倾移，元以北狄入主中国，四海内外，无不臣服，此非人力，实乃天授。”“朕惟中国之君，自宋运既终，天命真人于沙漠，入中国为天下主，传及子孙，百有余年。”与此相对应，后金将汉人称为“尼堪”，意指明朝。
至于“中国”一词，清朝采用“dulimbaigurun”，意为“中间的国家”，即中国。清朝与俄罗斯签约时频繁使用该词，显示其中国概念涵盖东北、蒙古及西域。皇太极征服蒙古后，令蒙古族使用“Dumdadu ulus”作为“中国”的翻译，这一词汇即由满文转译而来。
至今，内蒙古地区依然使用“Dumdadu ulus”一词翻译“中国”，而外蒙古则采用“Qitad”（契丹）一词代指中国。
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进程，类似于马其顿南下统一希腊城邦。马其顿本是希腊人的一部分，只是早期以游牧为主。类似地，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只是其社会形态曾是游牧。马其顿帝国建立后，扩展成为庞大帝国，将希腊文化传播至东方。而元朝建立后，不仅赋予中国空前广阔的疆域，还畅通了亚欧间的交通通道，促进了中西文化与科技交流，将阿拉伯的天文学、医学带入中国，为世界近代文明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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