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问题并不止于此。正如作者通过对典籍《古事记》的分析所得出的，日本“女性不洁观”并非是从固有的民俗世界自然形成的，而是在“宫廷祭祀”这一极其特殊的意识形态空间中建立起来的。日本历史学家推测，“政治统治阶级为了将原有的亲属组织（双系制）转变为从中国封建王朝（唐）引入的父系制（父权制）而构思（或引起）的用于压制女性的意识形态装置，可能也是女性不洁观的一个侧面”。当然，日本的“血秽”观念是否起源于中国，这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商榷。
日本安妮卫生巾广告
安妮卫生巾的划时代意义
关于女性卫生用品的生产，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，发明者大多是男性，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男性的力量。比如前文提及的美国医生伊勒.C.哈斯博士，还有前几年热映的电影《印度合伙人》,讲述印度低成本卫生巾生产机器的发明，其原型也是一位草根男性企业家。
而《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》中提到，20世纪60年代“安妮卫生巾”的上市引起了日本月经观念的大变革，其发明者坂井泰子却是家庭主妇出身，她被称为“安妮卫生巾之母”。泰子在自己处理经血的过程中，深刻地领悟到发明推广适合日本女性的纸棉卫生用品的迫切性。而为了完成这项事业，她首先取得了丈夫秀弥的支持，然后获取了三美电机社长森部一正的投资，并依靠时任安妮株式会社公关课长的渡纪彦等同事的鼎力支持，安妮卫生巾才得以获得成功。
在安妮卫生巾发明之后，日本女性卫生用品的生产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。全书后半段呈现了繁荣的景象。卫生巾的形状、长度、材质都有了很大的改善，护翼卫生巾、夜用卫生巾、成人纸尿裤等等，都有了适合各种不同人群使用的更多选择，而且更追求呵护身体健康，避免引发皮炎和瘙痒。作为注重生态环保的国家，“布卫生巾”在近些年来重新受到日本公众的欢迎，各种月经杯的使用也逐渐得到了普及。
田中光在书中引用了社会学家天野正子的评价：“对广大女性而言，安妮卫生巾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，其重要性远超登月、火箭升空。”此言不虚。
卫生巾背后的女性权益
卫生用品这项关乎每位女性切身需要的日常用品，为什么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，甚至连女性自己都是回避的？是女性麻木无知吗？是女性没有创造发明的才能吗？为什么只有到了这近百年，卫生巾的发明、生产和消费，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呢？
毫无疑问，这与近代女性意识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。月经是独属于女性的现象，它在远古曾经被视作生命蓬勃更新的象征，很多人类学作品都提到过土著部落男性的“月经”仪式。但在后来的“血秽”文化中，女性的力量和女性的主体意识都被压抑了，月经出血被视作不洁，是女性不如男性的表现，是女性给世界带来灾祸的源头，于是，关于月经的一切话题，都成为禁忌，世世代代的女性们沉默地忍受着经期的烦恼、痛苦，以及不卫生的女性用品导致的妇科疾病。女性卫生用品的革命，正意味着女性被遮蔽的意识的觉醒。
有关经期卫生的教育，在很长时间都是落后的，近代中国比日本还要落后许多。阅读这本书，很自然地联想到我自身的经历。我出生于1974年，在浙东南的小镇长大。初一时，某一天，我突然发现内裤上有血，我被吓坏了，忐忑不安地悄悄告诉了母亲。母亲笑着安慰我，拿出了一团奇怪的布条，示范我塞入草纸，然后固定住。当我这些年提升了认知，现在回顾这段往事，我终于明白这就是我当年所获得的稀少的生理期教育。在没有卫生巾的年代，塞着草纸的月带，这种简陋装置并不足以保护少女的生理安全和自尊心，有很多次，血迹渗漏外溢，弄脏了外裤，你不得不试图用拉长的书包带遮挡住臀部，羞耻地觉得仿佛每个人都在盯着你、嘲笑你。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记忆，我的同学们，我的同学的同学，她们的朋友与亲人，那个时代的少女们，几乎都是这样过来的。而我的母亲，她们那一辈甚至连草纸也没有，是用包裹草木灰的布袋子来吸血的。一代又一代女人，就在这“污秽”的血液中，以及各种难以启齿的妇科病里，隐忍地度过人生中那些本应最美好的岁月。
直到我上高中后，大约快到九十年代了，卫生巾才在我们小镇出现了。然而直到今天，中国的女性卫生用品市场还有待规范。前段时间发生的“卫生巾塌房”事件，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和广大女性的愤怒。卫生巾尺寸不足是普遍现象，有些品牌卫生不达标，少数甚至出现了黑心棉和不明原料的填充物。卫生巾塌房，不只是产品质量问题，更深层次的是对女性权益的漠视，是对女性需求的忽视。
同时，卫生巾价格的问题，再次引起了关注。早在2020年9月2日《南方都市报》的一篇报道《从月经贫困到月经羞耻，散装卫生巾背后是缺失的性教育》里，记者就呈现了卫生巾背后的经济压力：有人视卫生巾为奢侈品，亦有农村女孩使用毛巾、草纸、用完的作业本、破布条等代替卫生巾。作为必需品的卫生巾，其实并不算便宜。报道提到，一名女性一年在卫生巾上的开销从200余元到千元不等，对不少中低收入女性而言，这是笔不小的负担。为此，她们只能选择便宜但舒适性欠佳的品牌，并减少更换次数，后者有很大的健康风险。究竟何时，我们才能实现月经平等？
女性卫生用品的历史，是一部社会史。所谓社会，由无数个体组合而成。《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》呼吁所有人关注，女性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很大部分，“她”的生存状态，关乎整个社会的健康状态。
书中还有一个让我感触的细节，在安妮卫生巾发明之后，日本的女性就用“安妮日”来称呼月经期。与此类似，我们中国女性经常使用“大姨妈”来作为代称。是的，我们仍然羞于谈论月经，仍然觉得这是一个不好意思的话题。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，仍然在桎梏着我们的思维。这是一场“既宁静又流血的革命”，是全人类的解放战争，而女性卫生用品之争，只是一场小型战役，一切都只是开始。
来源：北京晚报
作者: 林颐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